不法PUA入罪探析——以“包某自杀案”为例

不法PUA是行为人为建立对他人的精神控制所故意实施的工具性行为以及在精神控制建立后引诱他人进行自我牺牲行为的结合，严重侵害他人法益时，成立犯罪。工具性行为存在构成非法拘禁罪、侮辱罪、强制侮辱罪、消除身份化后的虐待罪、故意杀人罪教唆犯的可能。建立精神控制后，被害人沦为行为人的工具。行为人实则支配被害人自我牺牲过程，存在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强奸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盗窃罪的可能。不应基于“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而阻却不法PUA者的责任。     

法治追梦路上的灵魂伴侣

2021年12月,我与往常一样,打开2021年第34期《人民司法》,希望在文章里寻求灵感。蓦然间,“审理跨境电商案件的探索与思考”一文赫然入目,兼具文章作者和资深读者双重身份的我,那一刻的欣喜竟有了一种立体的律动。     

三孩新政下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检验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三孩新政实施后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在社会经济假说、价值意识假说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假说的框架下,探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以及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分析发现: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因政策放开而显著提升,仍然比较低迷。其中,劳动市场进出、价值意识、家庭内性别分工、生育成本、生育选择、工作与生育平衡性对生育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生育意愿的弱化起因于劳动市场进入增大了生育成本、个人主义价值意识促进了生育的自主选择以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导致了工作与生育难以兼顾,因此国外三个理论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     

社会组织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质疑——兼论《民法典》第1235条的解释

无论是世界主流立法例，还是从损害的属人性要求出发，社会组织都不得以生态环境受损为由请求污染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虽然在侵权责任编中确立了普通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侵权的二元模式，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之时，应当明确区分为造成社会公众具体损害的情形和仅造成生态环境自身损害的情形。前者可以由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者则可以由监管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社会组织对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缺乏正当性。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诉讼二分论，可以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也可以赋权社会组织在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评估与优化

通过制度创新,打造制度高地,吸引企业聚集,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浙江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目标,而良好的营商环境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性、关键性环节,也是这一目标的题中之义,因此对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浙江自贸试验区为对象,构建了包含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要素环境、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国际贸易环境等六个方面的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并进行测量。评估结果表明,2018年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总体水平有较大提升,但相较于发达地区仍有差距,应继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从完善法律服务、改善贸易环境等方面着力,推动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不断提升。